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

  分享经济的兴起让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随着当代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新公地观念和共享观念兴起。于是,以往被财产观念所正常化的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的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是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一方面,剩余使用容量闲置被看作消费主义所鼓励的大量占有、大量消费的结果之一,导致负面的环境后果。对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可以让人们以租代购,减少商品购买量,从而缓解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对剩余使用容量的“分享”,也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了把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商品化,从而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所促生的数字集市及其新型社会互动结构,则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了必要条件。

  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往往与文化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变。过去十几年,伴随着数字与通信技术的革命,尤其是Web 2.0的出现,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这就是分享经济的兴起。分享经济发源于美国,很快也被引进中国,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带有“颠覆性创新”特征的商业模式,它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人文地理学、旅游学、传媒研究、信息与计算机研究等多个领域学者的注意,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并达成许多共识。其中的一个共识是,分享经济兴起的原因之一,在于私人财物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人们可以就这种资源的使用权进行共享,而无需触碰所有权。所以,人们所分享的,不是财物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但学者们也意识到,并非所有物品的使用权都可以分享,只有那些冗余、闲置或使用率低的私人资源,才可以拿来分享。而这种使用权分享并没有伤害所有权。早在2004年,本克勒(Benkler)就把物品的冗余、闲置和低度使用的情形所蕴含的可供更多人使用的状态,称为物品的“剩余使用容量”(excess capacity)。分享经济就是通过在线网络和线下社会的结合而对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

  从上述观点持有者那里,可以发现一种缄默的立场:资源闲置即浪费,因此,只要技术条件具备,资源的剩余使用容量的共享就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相应地,分享经济中财物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也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这种自然主义立场是从理性选择的立场衍生而来,因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以及对使用权的分享,对资源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来说都是效用最大化的。

  与上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使用权分享的自然主义理论立场不同,本文认为,分享经济中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使用权分享,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涉及一场文化和社会领域围绕存量资源的消费所引发的革命,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这种自然主义立场的挑战,主要基于以下四个事实。

  第一,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分享有心理成本。例如,有人宁可让多余的房间空着,也不愿与他人分享(同一屋檐下),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造成种种不便甚至风险,这就是心理成本。即使入住者交了费,如果这个经济收入无法抵消心理成本,或者说,如果心理成本大到超过房屋所有者的心理忍受界限,就会阻碍他们把房屋的剩余使用容量拿出来分享。可见,即使是冗余、闲置或使用率不足的物品,也未必都能转化为可分享资源。财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否分离,以及是否愿意让他人分享使用权,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尤其受到源于文化的信任的影响。原本很大的心理成本,会因为文化观念的改变而变小。而文化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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