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观念占领的建筑

  100年前,建筑师开始用标准化的现代主义住宅去装全世界千差万别的低收入阶层。30年前,建筑师开始用他们以为千差万别的现代主义的地域性住宅,去装第三世界千差万别的人民。建筑师在建构身份的同时,也在简化身份,它们到底是伤害了社群,还是保护社群?布基纳法索建筑师凯雷(Francis Kéré)为家乡设计的小学。凭藉在非洲的建筑实践,凯雷获得2022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Erik-Jan Ouwerkerk

  一位要上战场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留言,他要为国打仗,有可能牺牲,会等不到《海贼王》(One Piece)的结局了。这留言惊动了许多人,他们鼓励并保证万一他不幸阵亡他们会到这位战士的墓前告诉他《海贼王》的结局。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包括我的女儿堂堂。他们共有的身份是海米——《海贼王》的粉丝。海米是一种二次元身份。但在建筑学中没有这身份。

  我家楼梯踏步有两个高度,一楼到二楼是150毫米高。二楼到三楼为了节省楼梯长度,踏高变成了170毫米。做完手术的夫人抬腿可以踏上150毫米高,但170毫米则难住了她。150–170毫米都符合规范,一种基于标准化人体工学得出的标准尺寸。

  但我夫人现在是极少数的被这20毫米难住的人。她们不是健康人群,也算不上真正丧失基本动作能力的残疾人。这是她们的一种基于身体运动能力的身份,但在建筑学中没有这身份。

  16年前,我为埃塞俄比亚设计一个会议中心。我沿用流行的话语术比如在地性、环保,创作了一个壮观的形象。甲方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用闪闪发光的玻璃来展现他们现代非洲人的精神呢?可我了解现代非洲人吗?我了解埃塞俄比亚的现代非洲人和尼日利亚或者布基纳法索的现代非洲人的差别吗?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建筑学中也没有这个身份。

  物质方面极大地丰富的人类竟然挥之不去一种随之而来且愈来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背后的不安和恐惧其实来自于身份认知的焦虑。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可以在不同情境下和不同群体发生认同而具有多种身份,它具有多种归属关系和多种特征。它在特定文化和政治环境下获得,而不是生来就固有的。

  身份焦虑来自那些约定俗成但脱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久的身份依然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层面标签化地定义和主宰我们。我们需要从个体那些跨越种族、阶级、身体障碍、国籍和民族等旧有界限的多样性变化的身份中发现一种新的看法来反抗二元思维和欧洲中心主义。

  所谓文化多元化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在某些范围内将多样化个体同化并固化的体制化策略,比如现代非洲人。这策略表面上假装很重视不同的身份标记,而实质将有价值的差异同质化,掩藏了西方文化背景的身份为单一凝视主体,支配着其他不同身份的视觉表征这一事实。

  同时把西方以外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师浪漫化,把他们变成具有异域风情和外来意味的他者,从而让他们丧失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的真正自由。比如王澍。他者建筑师无法在自己的文化背景表达身份的变异,转化和表达,仿佛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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