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期，政治局专门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有关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特别是何为“最早中国”仍有争鸣。目前，有二里头说、陶寺说、良渚说等不同理解，各家各派也众说纷纭。
何驽先生长期主持晋南地区陶寺遗址发掘，长期关注“地中之国”的文化意义。在本文中 ，他提出， 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它最早代表作为“地中之国”的天下观与正统性。 尽管目前关于“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何尊》铭文，但是“中国”的概念与内涵早于《何尊》。 他认为，周王朝之所以在定鼎镐京后，继续在黄河中下游营建成周，关键就在于：伊洛之地是夏都故地，居于“天室地中”，相较于镐京，更具有中原王朝的正统合法性。 那么，如何确定真正的“地中”呢？
何驽指出 ，周公营建成周， 实际上是分出若干测量小组，携带八尺立表和一尺五寸土圭，在伊洛平原上测量夏至日立表正午的影长。 一般认为，影长与土圭等 长则为真正的“地中”。 那么， 周代的“地中”标准又来自哪里呢 ？
他分析 ，周代承袭夏王朝日影一尺五寸的“地中”标准，商代建都也多援引夏王朝标准论证合法性，由此可见“地中之都”便是真正的“中国”。 那么，夏代的标准又来自何处呢？
他根据在陶寺中期大墓中发现 的圭与表认为， 在陶寺时期，先民已存在地中观念，已在都城选址的实践中利用圭表寻找地中，为都城的正统性寻找理论依据 ，也就是陶寺时期已存在“中国”观念。 他认为，考古证据链已能初步证明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那么帝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中国”就应该是陶寺——帝王所都的地中之都。 地中观念一经诞生，以中土为基点的政治地理五方天下观便应运而生，因此从逻辑上讲，中土之国亦可称为“中国”。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在陶寺文化最早出现，所以作者认为，从现有考古研究看，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国”。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九）》，原题为《再论“最早中国”及其判断标准》。 篇幅所限，选文有所删节，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成为持续火热的话题。我曾经总结过以往有关最早中国考古论述的学术观点，有以许宏先生为代表的“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以韩建业和李新伟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以曹兵武先生为代表的“精神文化视角的中国”观点，我们则坚持以地中观念为核心基础的“精神文化考古视野下的中国”观点，因而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
孙庆伟先生认为，二里头最早中国与陶寺最早中国的观点，在论证时都是依据各自遗址中相关的特定内涵而立论的，都根据各自遗址考古发现而“量身打造”若干条都邑判别标准，就必然导致何为“中国”的各自表述与无序竞争。他认为，正确理解“中国”和“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不能仅以特定的考古材料或学者个人标准为准绳。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文献线索，孙庆伟先生认为，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标志着“最早的中国”出现，然而在黄帝、颛顼、帝喾尚未得到考古确证的情况下，陶寺遗址“堪称考古学上的‘最早的中国’”。
张国硕先生分析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比较复杂，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意义，考古学界还有“文化圈”意义的“中国”概念，他认为，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